总有一种声音值得倾听
1.教育有两大目的，一是教人认识自己，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；二是教人破除成见，少受些成见的蒙蔽。——1932年，潘光旦在《教育与成见破除》中言
2.在一个普遍正义尚未实现的社会里，好榜样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终究只是暗夜里的微光，它可以鼓励人们前行，却无法真正照亮这个大地。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，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，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“靠人们的信念坚持”更多的保障。—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哲学系副教授周濂评榜样的力量（载《读者》2009－21P17）
3.知识分子的普世作用。是以知识来对抗权力，以记忆来对抗失忆，以铭刻来对抗抹煞，以批判来对抗宰制。“向权力说真话”一向是知识分子的要务。但我想稍微转化，改为“向一切说真话”。因为知识分子扮演着启蒙者与批评者的角色，不仅面对国家机器时要说真话，也要善用自己的知识来为一般人揭开迷障，让他们能听到真话、看到真相。这里当然也包括对于媒体的检视与批判。此外，我认为另一要务就是贡献自己的专长，厚植文化的根基，毕竟政治是一时的，文化是长久的。——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欧美研究所所长，台湾比较文学学会理事长单德兴言
4.中国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？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，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。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，无理拆迁、司法不公、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，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。这就是我们的软实力，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、走向世界的实力。—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峥嵘2009年8月14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《中国民众为何抱怨？》中说
5.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未真正生成，除了社会环境的缺失之外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“学而优则仕”、热衷政治而凸显的犬儒哲学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是一个根本原因。在缺乏健全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，由于政治依附和人身依附的生存实态，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异化成职业官僚和御用文人，他们的人文关怀最终也必然异化成阿谀奉承的“歌德”主义和苟且媚俗的犬儒主义。——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邢兆良在所撰《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缺失的原因》一文中称
6.法学可以不自卑、不自大的。少出一些垃圾一样的“成果”，少做一些贩子一样的学问，少争一些浮云一样的名利，法学家就有时间有耐心多关注一些中国的民生，多比较一些国外的情况，多研究一些公平的规则。这样，我们的法学才有可能修炼出不卑不亢的大家风范，自立于世界法学之林。——孟勤国在所撰《法学的风光与法学家的自大》一文中如是说
7.应以人为本，以改善民生为核心，协调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者间的关系，否则就算经济上去了，也会出现开着宝马汽车、喝着污水的尴尬局面，那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讽刺。——2009年11月2日，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第13届世界湖泊大会上做主题报告时称(载《南方都市报》2009年11月5日A30)
8.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，最好的出头之道是：第一，找个职位；第二，守紧口风；第三，多多观察；第四，保持忠诚；第五，使老板相信你少不了他；第六，彬彬有礼。——成功学家罗素（载《小品文选刊》2005年5月下半月P37）
9.一个正当的裁判是有技术性衡量标准的：1、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意图；2、符合社会当下公认的道德标准；3、经过慎重的权益衡量得出的结果能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；4、符合人类理性的选择；5、不致引起法律体系上的混乱；6、结果符合人类基本的价值观，如正义、秩序、自由、平等、效率、责任。——摘自黎丽《价值判断之于法官》，载《法学》2003年第6期第16-17页
10.只有当民主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常识的时候,民主才是真实的。否则,不论经历多少次革命,民主仍是虚幻的。稍许熟悉民主社会史的读者都会同意，宽容是民主生活的前提。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，我们时时处处需要修炼的功夫便是对“偏激”的自觉与克服。克服偏激的前提，是“诚实”，对自己诚实，对生命及其价值的诚实，对日常生活及其基本体验的诚实。意识形态的坏处是使人不能对自己诚实。因为意念被牢固地锁在某一立场之内，难以挣脱，只好自欺欺人。我越来越赞成一位极有见地的老人的看法，２０世纪的革命带给我们的最负面的遗产，或许是我们生活的“意识形态化”极大地妨碍了我们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培养。——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／《财经网》博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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